信息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的责任，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还不应当也不会对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一个上限。”

　　2010年2月24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主办的第七期“经济每月谈”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作上述表示。

　　苏伟解释称，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民生、消除贫困，还要有一个相应增长的过程，近期中国国内不会采取总量控制税的方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排放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低很多。中国在历史上的排放，在造成气候变化方面是没有什么历史责任的。”当日的论坛上，苏伟表示。

　　“减排显然是要有成本的，如果没有成本，发达国家不会这样，发展中国家不会望而却步。正是因为有成本，大家都有难处。发达国家的难处是什么呢?占用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争取的是什么呢?发展的权益，没有排放空间，就没有将来的发展速度、规模、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表示。

　　目前，欧盟施行总量控制税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就是“总量管制和交易”(cap-and-trade)，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通过买卖行政许可的方式来进行排放，而排放者将会为排放支付一个价格。

　　学者们担心，这一制度在实际上增加碳排放量的同时，还为利用漏洞、养肥贸易者和降低政府责任等情形创造了各种机会。此外，这一新的能源体系无疑将给排放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如何将成本找到其他承担者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而由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邹骥率领的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按照中国承诺在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的成本。

　　“中国的减排虽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但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艰巨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表示，必须抓住现在的机会。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9次集体学习，由中国社科院和发改委能源所专家授课，主题就是研究如何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但是让马中担心的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远远高于规划速度，减排任务会比预想的更艰巨。

　　显然，要实现用10年时间减排近一半的目标，需要马上行动。同时，由于2020年减排目标跨越了“十二五”和“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涉及如何在两个五年计划之间分解任务的问题，还有如何分解落实到地方、部门和行业的问题。

　　据苏伟介绍，正在研究和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有一点是明确的，控制温室气体的目标要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十二五”和“十三五”。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的是要落实任务，40%-45%是一个约束性指标，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明确目标部署，明确任务，各部门、各地方、社会团体如何落实、实现目标。”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徐华清说。